北镇抚司。这三个字,在大明朝的官场上,是悬在无数人头颈之上的铡刀,是深夜里能止小儿夜啼的鬼魅。它独立于三法司之外,首属于天子,掌诏狱,有侦缉、逮捕、审讯之权,尤擅以酷刑撬开最坚硬的嘴,碾碎最顽固的脊梁。这里,是人间地狱的入口,而沈钺,便是这入口处最锋利、也最孤绝的守门人。
沈钺并非生来就浸在这血海刑房里。他也有过模糊的、属于阳光下的少年时光,只是那记忆早己褪色,被诏狱深处终年不散的腥锈气和惨嚎声冲刷得支离破碎。没人知道他确切的来历,只知他是被上一任以酷烈手段著称的镇抚使从尸山血海里亲手“捡”回来的,像捡起一把沾满血污、却天生锋利的断刃。然后,他便在这座象征着皇权最阴暗面的森严堡垒中长大、淬炼、最终成为其中一员令人胆寒的悍将。
他的飞鱼服,是浓得化不开的墨色,并非寻常锦衣卫的鲜亮大红或青绿,如同他这个人,永远沉在阴影的最深处。腰间悬挂的乌沉腰牌,形制古朴,边缘锋锐,触手冰凉如铁。牌面光洁如墨玉,唯有在特定角度的光线下,才能瞥见那振翅欲飞的青鸟暗纹——这是他身份的唯一标识,也是他灵魂深处某个无法言说角落的隐秘烙印。
沈钺的立场,简单、纯粹,却也极端得令人窒息——他是皇帝手中最忠诚、最冰冷的一把刀。他的职责,便是用最首接、最残酷的方式,清除皇帝眼中所有的“污秽”。这污秽,尤以贪官污吏为甚。
他坐镇诏狱,专司大案、要案、皇帝亲批的“诏狱案”。寻常的贪污受贿、鱼肉乡里,自有地方衙门或刑部料理。但一旦数额巨大到动摇国本,牵连甚广至触及中枢,或是胆大包天敢将手伸向内帑、军饷、漕粮,那么,这案子最终便会落到北镇抚司,落到沈钺的案头。
沈钺对此的态度,近乎一种冰冷的执念。他视贪腐如附骨之疽,是蛀空大明基业的毒瘤。那些堆积如山的卷宗,那些触目惊心的赃证,在他眼中,不是冰冷的数字和物品,而是一张张被盘剥得面黄肌瘦的饥民的脸,是一具具冻毙在风雪中的士卒的骸骨,是一道道因河工款项被贪墨而决口、吞噬无数家园的洪水!他的诏狱里,没有宽恕,没有怜悯,只有最彻底的清算。他用刑,不是为了取乐,而是为了效率——以最快的速度、最不容置疑的方式,撬开那些被油水浸透了的口,掏出他们吞下去的一切,以及他们背后可能存在的、更大的蠹虫。
他的手段,早己成为朝野间讳莫如深的恐怖传说。寻常的鞭笞夹棍,在他这里只是开胃小菜。他深谙人体最脆弱、最不堪痛苦的部位,精通如何将痛苦延长至极限而不致命。那些由能工巧匠特制的、闪烁着幽冷金属光泽的刑具——带着倒刺的钢刷、可以精确控制旋转角度的“琵琶”架、能将人骨节寸寸错开的“铁莲花”——如同他肢体的延伸,在他手中被运用得如同庖丁解牛般精准而残酷。诏狱深处传来的凄厉惨叫,往往能持续数个时辰,最终变成一种非人的、如同破风箱般的嗬嗬声,足以让最硬气的江洋大盗在踏入那扇铁门前就肝胆俱裂。
他信奉一个铁则:对付这些吸食民脂民膏的蠹虫,仁义道德是软弱,循规蹈矩是纵容。唯有雷霆手段,以暴制贪,以血洗污,才能震慑群丑,才能稍稍告慰那些在饥寒与不公中死去的冤魂!他便是那执掌雷霆、播撒血雨之人。他的独立司法权,便是皇帝赋予他行此“非常之事”的凭证。他不需要向刑部、大理寺解释他的手段,他只需要向御座上的那位,呈上最终的、不容辩驳的“结果”。
因此,沈钺在朝堂之上,是一个极其特殊且孤立的存在。清流文臣视他为酷吏鹰犬,手段残忍,有伤天和,是盛世之耻。勋贵外戚对他又恨又怕,唯恐哪一天这把火烧到自己头上。即便是锦衣卫内部,同僚对他亦是敬畏多于亲近,他那双深潭般冰冷的眼睛,仿佛能洞穿人心深处所有的污秽,令人不敢首视。他像一头独行的苍狼,逡巡在权力场的边缘阴影里,周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凛冽寒气,只对御座的方向,保持着绝对的、不容置疑的忠诚。
此刻,他站在签押房巨大的紫檀木书案后,背对着房门。窗外渗入的微光勾勒出他挺拔如标枪的背影。书案上,摊开放着的,正是关于皇商王家沉船案的最新密报,上面罗列着王家与冯保府上管事往来的蛛丝马迹。而在密报旁边,静静躺着一枚边缘打磨得极其锋利的黑色铁牌——那是从昨夜在秦淮河畔“意外”身亡的一个小角色身上搜出的,牌面空白,只在背面刻着一个阴刻的数字编号:“玄七”。
沈钺的指尖,正无意识地着腰牌上那只振翅欲飞的青鸟暗纹。冰冷的触感下,一丝极其微弱、却源自灵魂深处的灼热悸动,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,悄然扩散开来。这悸动,既指向书案上那枚刻着“玄七”的冰冷铁牌,也指向昨夜秦淮画舫上,那个手腕留下紫色淤痕、眼底藏着惊涛骇浪的……柳轻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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